當天空泛起魚肚白,褚克桓離開我的住處。
臨走前,他瞥了眼皓一擺放的鞋拔子,秒懂它何以存在於此,然後毫不猶豫地取下它,就像割草機掠過草皮,破壞速度快得令人招架不及。我目睹他用那隻鞋拔套上皮鞋,像下完雨看見滿地花瓣般理所當然。
他掛回鞋拔,擁抱了我,我趁臉埋在他懷裡的時候,一一詢問各種技術性問題:今後該用哪種通訊軟體聯絡、適合發訊息的時間、手機設定密碼鎖,以及最重要的,刪除手機上所有與我的對話記錄……褚克桓挺到最後,終於忍不住制止我說下去。
「你不要替我做這些安排,這樣好像犯人。」他皺著眉頭。
「你已經是了。」我說
我曾經對褚克桓說過,我們之間不是朋友,也不會是情人,當陌生人是最安全的選擇;然而,我卻一步步淪陷、墮落、搗毀他十年的愛情長跑。於是,我們的關係只剩最後一種定義——共犯。
身為愛情的亡命之徒,我根本不敢去想,昨晚他所說的「我會想想該怎麼做」究竟得怎麼做,而我更不敢去思索自己又該怎麼做。從意識到自己有罪、抗拒自己有罪的事實、坦然面對罪惡本身,到泯滅良知籌謀接下來還要怎麼犯案……光是這個拉扯過程,都要撕得我四分五裂了。
雖然相愛,但我們真的準備好了嗎?我們真的能放下各自身邊的伴侶擁抱彼此嗎?就算真的放下了,背叛過彼此伴侶的我們又有長久相守的能耐嗎?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是未知。
那些未知都是風險。
褚克桓是交易員,金融市場的交易最需要評估風險,而我跟褚克桓相愛的風險究竟有多大?為了確保獲利,其中的風險溢酬又該如何算?也說不定,等今早台股開盤,世界已經天翻地覆,褚克桓也忘了要「想想該怎麼做」,一切生活又回歸常軌。
台灣時間的脫歐公投就是周末,我和褚克桓相依約沒有聯繫,在資訊不透明的情況下,我只能沉默以對,等待新的動靜。
這天,英國國會下議院網站超過一百多萬人聯署,要求再次針對是否脫離歐盟進行公投,局面宛如提完分手的小情侶發現分手成真立刻反悔的荒唐鬧劇,市場已經瘋狂與失控,縮水的資產、人民的信任,都再也回不去,一如愛情中的傷害。
就這樣熬過歌舞昇平的兩天,卻在星期日的夜晚收到高子媛的來電。
第一通我沒有接,過了幾分鐘又來了第二通、第三通……我猶豫了。收假的夜晚,在不確定褚克桓身邊是否伴著高子媛的情況下,我無法貿然聯繫。但電話依然響個不停,就像褚克桓夜不歸營的那晚一樣。
「喂?」電話打到第五通,我決定接起電話,打算見機行事。
「惟惟,方便說話嗎……?」高子媛的聲音聽起來剛哭過。
「可以。」我怕多說多錯,於是那句關切她情緒狀態的話哽咽在喉嚨,發不出來。而會不會這種異常的冷漠也成了另一種破綻?我惴惴不安地糾結著。
「我跟克桓吵架了。」高子媛的聲音脆弱得讓我一聽就能想像出她哭喪著臉的畫面。
而從那一刻起,我發現自己腦袋嗡嗡地分裂了,像壓制失敗的影片音畫不同步地運轉,窗戶映出我的倒影,我看見自己對高子媛說著「表面的聲音」,但聽進我心裡的不是那些溫柔安慰的字句,而是回蕩在腦海中自私又惡毒的潛台詞:「只是吵架嗎?所以沒有提分手啰?」
「禮拜五晚上他失聯一整晚,我問了他所有的朋友,沒人知道他去哪裡。」
「問朋友有什麼用呢?我跟褚克桓從來就不是朋友啊。」那聲音冷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