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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章 藍色多瑙河

《藍色多瑙河圓舞曲》(The Blue Danube),奧地利作曲家小約翰·施特勞斯最負盛名的圓舞曲作品,被譽為「奧地利第二國歌」。每年的維也納新年音樂會也將該曲作為保留曲目演出。

這首樂曲的全稱是「美麗的藍色的多瑙河旁圓舞曲」。曲名取自詩人卡爾·貝克一首詩的各段最後一行的重複句:「你多愁善感,你年輕,美麗,溫順好心腸,猶如礦中的金子閃閃發光,真情就在那兒蘇醒,在多瑙河旁,美麗的藍色的多瑙河旁。香甜的鮮花吐芳,撫慰我心中的陰影和創傷,不毛的灌木叢中花兒依然開放,夜鶯歌喉囀,在多瑙河旁,美麗的藍色的多瑙河旁。」

惺惺相惜

5月23日上午,顏慕曦正在辦公室辦公,接到門衛電話,讓她去取快遞。顏慕曦來到門衛室,快遞員將一束玫瑰花遞給她,讓她簽收。她一看,又是鄧煒送的,這時她才想起來,今天是她的生日。

鄧煒是顏慕曦的高中同學,高中就開始暗戀顏慕曦,從大學時代開始就一直追求顏慕曦,每年顏慕曦的生日,都會給顏慕曦送一束鮮花。鄧煒人品也不錯,工作也比較上進,家庭條件也很優越,按道理和顏慕曦是比較般配的。但感情的事是沒有道理可講的,愛一個人不需要理由,不愛一個人也不需要理由。顏慕曦說不出鄧煒哪點不好,也知道他對自己的深情愛意,但就是對他沒有愛的感覺。不過,鄧煒為人重情重義,是一副熱心腸,人緣很好,懂得社交,這些都是讓顏慕曦欣賞的地方,也是顏慕曦自身的不足之處,所以,顏慕曦也不想失去這樣一位同學、朋友。

鄧煒這麼多年追求顏慕曦卻一直沒有進展,當然知道顏慕曦的感受。但鄧煒非常堅持,他想一直等下去,希望終有一天能讓顏慕曦心動。以前當面送花被顏慕曦婉拒過,後來為了避免尷尬,他就用快遞方式送花。他決定,只要顏慕曦還沒有愛上別人,他就一直會追求下去。

顏慕曦簽收完,手機響了,是鄧煒的來電。顏慕曦接通電話,說:「謝謝你的花。」

鄧煒自嘲地說:「你不會把它扔了吧?」

顏慕曦說:「怎麼會呢,要不是你提醒,我都忘了今天是我生日。」

鄧煒說:「行,以後我就用這種方式來提醒你。很久沒見了,明晚有空一起吃個飯嗎?」

顏慕曦說:「不好意思,這段時間特別忙。」

鄧煒說:「哦,沒事,那就等你忙完這段時間,千萬注意身體啊。」

顏慕曦說:「知道啦。」

鍾天崖案起訴後,向淵一直為鍾天崖的命運感到擔憂。關鍵證人一直隱匿得無影無蹤,鍾天崖的審判凶多吉少。這時,他想到了辯護律師陳若怡。他和陳若怡雖然沒有什麼私交,但很欣賞陳若怡的敬業精神、辯護水平和職業情操,兩人曾經在多宗案件上擔任控辯雙方,面對面地交換過案件意見,也曾多次在法庭上激辯交鋒,可謂神交已久,惺惺相惜。

6月2日晚上,向淵約了陳若怡一起吃飯,陳若怡欣然赴約。陳若怡雖然每天都很忙,但接到向淵的邀請還是感到一陣驚喜。陳若怡比向淵小兩歲,非常熱愛律師事業,是一個工作狂,把幾乎所有的精力和時間都投入到了事業中,加上心氣很高,至今也是單身。其實,多年來,陳若怡一直對向淵懷有傾慕之心,向淵對公訴事業的摯愛忠誠、工作上的才華橫溢、勤奮上進以及為人處世的謙遜、穩重,加上氣質上的儒雅俊練,都深深吸引著陳若怡。

但陳若怡知道,感情上的事情是不能勉強的,自己的傾慕之心只是單方面的,向淵如果對自己也有此意,自然會主動追求她。這次向淵突然約她吃飯,會是追求的開始嗎?陳若怡的職業理性告訴自己,這似乎不太可能,因為兩人認識已經多年了,向淵不可能突然對她萌生愛意。所以,這次向淵約她,她估計是為了鍾天崖案子的事。但無論如何,陳若怡都是很樂意接受向淵邀請的,她準時來到了「藍森林」西餐廳。

陳若怡調侃地說:「向檢察官,我感覺太陽從西邊出來了,檢察官請律師吃飯可是稀罕事呀。」

向淵笑著說:「呵呵,檢察官雖然窮點,但請你這個大律師吃個飯還是請得起的。」

陳若怡自嘲地說:「什麼大律師呀,我們也是混口飯吃。」

向淵說:「你這還叫混口飯吃?你看你,開的是保時捷,我呢,開的是大眾,你這還叫混口飯吃,不是寒磣我嗎。」

陳若怡說:「這可是你自己選的,你可是全國優秀公訴人,要出來做律師,比我強十倍呀。」

向淵說:「你還別說,我還真動過心思。」

陳若怡好奇地說:「哦,說來聽聽。」

向淵說:「前段時間,有一個朋友的朋友的父親出了事,涉嫌受賄兩千多萬,但實際上就是交股本金的時候沒有交足,欠下的一百多萬股本金公司老總替他交了,他心想以後的分紅公司老總自己從裡面扣就行了,後面就一直沒有補齊,後面幾年也確實產生了兩千多萬的紅利,現在檢方認定公司老總行賄,且兩千多萬的紅利全部認定為受賄數額。這個朋友的朋友先是花五十萬請了個律師,但是很不滿意,找到我,請我幫忙看一下,我就用了一個晚上的時間,看完了案卷,再花半天時間,寫了份辯護意見,結果他們覺得非常滿意,硬要給我兩萬辛苦費。這個事情讓我挺感慨的,像這種就兩三本卷的案子,我們一年得辦幾十件甚至上百件呢,但我們拿多少?一年也就十來萬,你們律師就這麼一個案子就當我們好幾年的工資,確實容易心理不平衡。」

陳若怡說:「那是,你這全國優秀公訴人,看案子的問題看得太透了,寫的辯護意見絕對殺傷力極強呀,如果你真做律師,這份辯護意見是得值幾十萬。以你的公訴經驗和在業界的影響力,出來做律師,一年幾百萬沒問題。」

向淵說:「是挺誘惑人的。」

陳若怡故意逗趣地說:「那你還不趕緊辭職,到我們所來,你就是一塊金字招牌。」

向淵說:「說說而已。」

陳若怡說:「怎麼,還是下不了決心?」

向淵說:「一個人不能為錢活著。當一個人窮困的時候,錢主宰人,為了錢,喜歡不喜歡的事都得干,但當一個人覺得錢夠花了,就不能再被錢宰了,就得主宰錢,想乾的事就干,不想乾的事就不幹。這一點很多人都沒想明白,每天都在為錢忙碌打拚,一生都成了錢的奴隸,忘了自己主宰自己的生活。」

陳若怡說:「我明白了,你還是熱愛公訴,對公訴事業真的是有一份赤子情懷呀。」

向淵說:「呵呵,公訴情懷確實有。對了,今天請你來,主要是想聊聊鍾天崖這個案子。你申請的非法證據排除,我在檢委會上作了彙報,但沒有被採納。到了法院,我看你可以再提。」

陳若怡說:「唉,這就體現了刑辯之難呀。刑事訴訟法上有明確規定,司法機關要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,中央也確實越來越重視律師的意見,但不管怎麼說,律師畢竟只能提意見,採納不採納還在於司法機關。一個案件的決定權,在檢察官、法官手裡。」

向淵說:「一般來說,律師發現的問題,檢察官、法官也能發現,只是認識不同、結論不同。所以現在刑辯律師大多喜歡搞程序性辯護,就是因為他們知道,實體上辯的空間不大,證據上、法律上檢察院、法院這麼定,肯定也是有一定道理、有一定依據的,所以只有在程序上找漏洞。」

陳若怡說:「我認為不光是程序漏洞的問題,有的案件確實存在違法取證。」

向淵說:「是,不過說實在話,違法取證在現階段可能很難杜絕。除了自首的,有哪個犯罪嫌疑人到案後會老實交代的?誰都知道交代的後果是什麼,不到萬不得已,誰願意繳械投降呢?我們國家羈押率為什麼這麼高,就是因為需要突破口供,再由供找證。西方國家就不一樣,他們是以保釋為常態,羈押為例外,因為他們有電子手銬、監控等各種電子偵查裝備,把人放出去,根本就不怕他串供、毀證之類,他越這麼做越會產生新的再生證據,對他更不利。此外,人家公民作證意識強,他們可以通過外圍證據鎖定犯罪人,由證到供,並不需要特別依賴口供,再加上有訴辯交易制度,所以用不著刑訊逼供、暴力、威脅,犯罪人都會自願供述。我們國家的偵查科技化程度還很低,審訊基本上就是靠一張紙、一支筆,不用一些非法手段,哪有那麼容易突破口供?所以程序方面的問題還是有不少,律師確實有必要加強程序辯護。」

陳若怡點點頭,說:「呵呵,難得有檢察官這麼支持律師工作的。」

向淵說:「我們都是法律職業共同體嘛。對了,說到這裡,我有個問題想問你,你一定要跟我說實話。」

陳若怡調侃地說:「問吧,一定如實『供述』。」

向淵說:「當你明知這個人肯定殺了人,或者肯定是個貪官,但通過你的程序辯護,使他獲得了無罪判決,你是什麼感受?你會不會覺得多少有些罪惡感?」

陳若怡說:「我實話告訴你,沒有,而且是一點也沒有。」

向淵好奇地說:「為什麼?一個殺人犯,一個貪官,就因為你的高超辯護,逍遙法外了。」

陳若怡說:「首先,我全力以赴地為這些犯罪人辯護,並不代表我在情感上認同他們,在情感上我是排斥他們的,也是希望他們接受法律制裁的。就像《為廢除死刑而戰》中有一段巴丹戴爾與他兒子的對話,巴丹戴爾傾注了全部的熱忱為死刑犯辯護,使一個個的殺人犯逃脫了死刑的制裁,於是他兒子問:『爸爸,你真愛那些殺害小孩的兇手嗎?』巴丹戴爾向他解釋說,一個律師的本職就是為被告辯護,即使他是殺害兒童的兇手,但是這僅僅是辯護,並不等於他就熱愛為之辯護的那些人。所以,辯護是我的本職,不論這個人多麼罪惡滔天,我也要儘力為他辯護,這和你要儘力指控他是一樣的,我們就是各司其職。另外,很重要的一點,我為什麼沒有罪惡感?因為只要這個案件因為程序非法而判決無罪,這就是一個在法律上無罪的案件。我不管這個人是不是真的殺了人,真的受了賄,在法律上就應該判決他無罪,這是程序正義的必然要求。所以,我通過程序辯護使法院判決他無罪,捍衛了程序公正,不僅是我個人的勝訴,也是法律的一種勝利,我應當感到高興,而不是有罪惡感、愧疚感。犯罪人雖然逍遙法外了,但這是程序非法的代價,必須用這種痛來喚醒司法人員嚴守法治程序,不留程序漏洞,只有這樣,才能不斷規範司法程序,促進司法公正。」

向淵聽完,對陳若怡肅然起敬,由衷地說:「說得好,我完全贊同。不過,要做到如此處之泰然,你的心理還是很強大的。」

陳若怡說:「我也就這麼一說,這種通過程序辯護判決無罪的案件還是很難的。其實,程序性辯護有很多技巧,但很難有成效,因為雖然非法取證是有,但我們很難找到證據,就算是刑訊逼供,到審查起訴階段傷也早就痊癒了,沒有痕迹了,怎麼證明?而且讓人難受的方式很多,不一定就得靠打,更別說其他非法取證,威脅、引誘、欺騙,哪樣我們都拿不到證據。就算是唯一能夠發現一點線索的同步錄音錄像,你們檢察機關也說這不是證據,只是你們的工作資料,不移送法院,也不給我們看,我們只有提供存在非法取證的證據或線索才能查閱,但不能複製。我們要看同步錄音錄像就是為了發現非法取證的線索,但你們卻要我們先提供非法取證的線索才能看,這是什麼道理?所以,非法證據排除看上去很美,但其實就像是空中樓閣,好看不好用。」

向淵說:「這個我理解,刑辯難首要就是取證難,取不到證,說再多也沒用。」

陳若怡說:「讓我們感到最艱難的還不是取證,而是說服法官接受我們的意見。在這一點上,我常常感覺很無力,很無奈。我們寫一份辯護意見,有的時候絞盡腦汁,花了很多心血,寫得絲絲入扣,鞭辟入裡,最後呢?法官一個字沒看上,他也不給你理由,就是駁回。你看現在的判決書,我們大段大段的辯護意見,在判決書里就變成了三兩句話,而且基本上都是『與本案事實不符,不予採納』。我們沒有說我們的意見一定是對的,一定要你法官採納,但好歹你在判決書里回應一下,就是不採納也認真反駁一下呀,就是反駁也是對我們勞動付出的一種尊重呀。所以我感覺這是法官不尊重我們,真是一種挫敗感呀,而且敗得很冤,很鬱悶,很憋屈。」

向淵說:「是啊,我也一直呼籲判決書要加強說理,你看人家台灣的判決書,有的長達幾十頁甚至上百頁。我曾看過一份台灣的判決書,洋洋洒洒,對控辯雙方的每一點意見都作了非常詳細的評論,採納或不採納都闡述了詳細的理由。這一份判決書就一百多頁,簡直可以出一本書了。做這種法官很累,但也贏得了控辯雙方以及整個社會的尊重。我們國家的法官經常喊累,但他們寫的判決書實在太簡單了,根本沒有什麼理論分析和闡述,直接下結論,這種判決怎麼可能具有很高的司法公信力?」

陳若怡笑著說:「呵呵,法官要是知道我們控辯雙方都在這裡『吐槽』他們,指不定氣成什麼樣呢。」

向淵說:「這次辦鍾天崖案件,真的可以說是我們控辯雙方聯手起來對付法官了。」

陳若怡說:「呵呵,敵人變成了戰友,還讓我挺不習慣的。對了,你在檢委會上已經表明了你的意見是這個案件事實不清、證據不足,還要你繼續擔任公訴人嗎?」

向淵說:「是啊,我是個人意見,必須服從檢委會的決定呀。」

陳若怡說:「這也是體制的無奈呀,逼著一個公訴人去指控他自己都認為無罪的人。」

向淵無奈地說:「是啊,公訴人的職責是起訴有罪的人,我們怎麼能把一個無罪的人推上被告席,讓法院判他的刑呢?一想到我要親手起訴一個無辜者,我就覺得很心痛,如果這個人因我的起訴而蒙冤甚至被判死刑,我這一生都不能原諒自己,一生都要在良心的煎熬中度過。」

陳若怡說:「看來,這個案件你是但求一敗呀。」

向淵說:「判決無罪,不能簡單說就是公訴人敗了。」

陳若怡說:「你們公訴人出庭,不就是要追求有罪判決嗎?我看你們公訴人搞業務培訓,都是在講怎麼駁倒我們律師的,好像把我們駁倒了,你們就贏了。」

向淵說:「公訴人出庭並不是為了要打敗辯護人,公訴人在法庭上不是拳擊手。」

陳若怡好奇地問道:「那是什麼?」

向淵說:「是一名田徑運動員,和辯護人比誰跑得快,就是說誰先說服法庭接受自己這方觀點,誰就是最終的勝者。」

陳若怡說:「嗯,英國律師安德魯在給我們培訓時說過:『在被告方勝利的情況下,檢控方會非常生氣,但他們應該知道,不是我(律師或犯罪人)贏了,而是正義贏了。』所以說,你的這個比喻很形象,公訴人和辯護人並不是什麼死對頭,我們的目標都是實現正義。不過,很多公訴人都把律師看成天敵,必勝之而後快。特別是有一些年輕公訴人,自恃辯才好、嘴皮子快,什麼問題都得跟我們律師辯一下,不管我們說得有沒有道理、是不是客觀事實,都要反駁一番,恨不能把我們駁得體無完膚。」

向淵說:「我知道,我們有的公訴人是在庭上盛氣凌人,以勢壓人,完全沒有控辯平等的理念。我跟你講個故事,很多年前,我們一個很有才華的公訴人,在一次法庭辯論中,覺得律師觀點太過荒謬,在答辯中說『我覺得這位辯護律師應該好好看一下刑法書』,這個話就很不合適了,但庭審結束後,這個律師倒是很大度,主動走到公訴席,想跟公訴人示好,結果這位公訴人說『你回去看了書再說吧』,弄得這個律師很尷尬地離開了。這還沒完,一個星期以後,這位公訴人在外面吃飯,很巧的是,那位律師也在鄰桌吃飯,律師像是完全忘記了庭上的不愉快,再次主動走過來問候公訴人,結果呢,這位公訴人抬頭一看,居然對著這位律師說『你看了書沒有?』」

陳若怡聽到這裡,禁不住哈哈大笑起來。向淵也笑了,但很快收斂了笑容,接著沉重地說:「這位公訴人此言一出,像一柄利劍,深深刺傷了律師的自尊心,律師的笑容頓時僵硬,轉身就拂袖而去。此後,這位公訴人再也沒有見到過這位律師。過了很多年,這位公訴人歷經磨鍊,成為一名非常優秀的公訴處長,他在一次公訴人與律師辯論對抗賽的閉幕式上,講了這段往事,然後動情地說,多年以來,他一直對這位被他羞辱過的律師深懷愧疚,很想當面深表歉意,可惜這位律師已經不知所蹤,他拜託在場的各位律師,如有機會碰上這位律師,請幫忙轉達他的歉意。」

陳若怡心裡為之一震,說:「哇,這個故事一開始我覺得很氣憤,但後面其實是一個感人的結局。」

向淵說:「這位處長講他這段往事時,我也在場,當時聽了也是唏噓不已。不論公訴人的水平多高,應當牢牢樹立控辯平等的理念,尊重律師的人格,這是最起碼的尊重;尊重律師的職業,這份職業和檢察官、法官一樣光榮,尊重能夠讓他們更有職業尊嚴。」

陳若怡點點頭,很欽佩地說:「要是所有的檢察官、法官都像你這麼想就好了。」陳若怡的這句話,確實是肺腑之言。她從事律師職業多年,也和很多律師一樣,感覺這個職業「富而不貴」,即雖然收入高,但社會地位並不高,特別是從檢察官、法官那裡,沒有獲得充分甚至應有的尊重。但向淵作為資深的主任檢察官,赫赫有名的王牌公訴人,能夠主動邀請她吃飯,向她敞開心扉,促膝深談,讓她感覺受到非同一般的尊重和禮遇,這讓她非常感動,也愈加對向淵由衷感到欽佩和傾慕。

向淵說:「我經常跟我們公訴人講,我們和律師其實是殊途同歸,最終目標都是讓法院查明真相,做出公正判決,就像你說的,都是為了贏得正義。控辯雙方,只是站的角度不同。不過,從控辯對立的角度,也可以說是『天敵』。在運動場上,我們經常聽運動員說:我要感謝偉大的對手。控辯關係也是這樣,公訴人也要感謝律師這樣一個『天敵』,因為有你們的進步,才能迫使我們也進步,你們強大了,我們也就必須強大。」

陳若怡說:「希望越來越多的公訴人接受這種觀念,在庭上我們是對手,庭下可以是朋友。好啊,今天聽你講這麼多,很受啟發。」

向淵說:「我也是。每天忙著辦案子,和律師就是庭上見,一見就是辯來辯去,還真是很少像我們這樣,坐在一起敞開心扉地聊天。」

陳若怡說:「總之一句話,誰都不容易。偵查、起訴、審判、辯護,各行有各行的難處,多一分理解、溝通,對於整個司法來說,就多一份正能量。」

向淵說:「是啊,今後公訴人協會、法官協會和律師協會應該多搞點活動,讓這些職業群體多加強交流、溝通,增進相互理解和互信,很多問題就好解決;否則,各家都是一遇到問題就發文,強行推進,效果並不好。」

陳若怡說:「是很有必要。現在有些地方法官和律師的關係非常緊張,相互猜疑、對立,甚至相互攻擊,太有損法官威信和律師形象了。」

向淵說:「彼此對抗,結果就是兩敗俱傷,而且給司法帶來的是負能量。相互理解、支持和信任,結果就是共贏,檢察官、法官和律師凝聚起來,共同朝著法治文明的方向努力,才能形成正能量,促進司法的進步。」

陳若怡笑著說:「呵呵,我們是不是聊得有點遠啊,這麼宏大的主題?回到鍾天崖這個案子吧,到了法院這個階段,非法證據排除我是一定還要提的。我知道你很擔心鍾天崖被判有罪,你放心,這個案子我一定全力以赴。」

向淵說:「非常感謝!接下來,看你的了。來,我敬你!」

向淵說完,舉起手中的酒杯,與陳若怡碰了一下杯,然後兩人都一飲而盡。陳若怡知道,向淵敬的這杯酒,飽含了他對鍾天崖案件無罪辯護結果的期盼與重託,分量可不輕呀。

庭前會議

法院決定於6月10日就鍾天崖案一審開庭召開庭前會議,並通知鍾天崖案公訴人和辯護律師參加。6月9日上午,陳若怡來到向淵辦公室,討論參加庭前會議的問題。

向淵說:「明天就要召開庭前會議了,準備得怎麼樣?」

陳若怡說:「我會在庭前會議上提出申請非法證據排除,鍾天崖提供了明確的非法審訊時間、地點、方式和內容,這就是非法證據的線索。」

向淵說:「我會在會上配合你,提請法院通知趙鴻飛出庭說明情況,與被告人當面對質。」

陳若怡說:「能讓趙鴻飛出庭當然是最好了,不過,他肯定不會承認採取了威脅方法,結果就是鍾天崖說他有威脅,趙鴻飛說他沒有,雙方各說各的,這種對質有實際意義嗎?」

向淵說:「有意義。前兩年我辦的一個案子,被告人當庭說遭受偵查人員刑訊逼供,法庭傳偵查人員出庭對質,第一個偵查人員出庭說他沒有打,被告人說這個人沒有打,第二個偵查人員出庭,也說他沒有打,結果被告人指著他的鼻子怒斥:『你還說你沒打,就是你打的!』此言一出,庭下一片嘩然,這個偵查人員非常窘迫。你看,這種情況下,大家會相信誰?肯定覺得被告人的話是可信的。」

陳若怡說:「嗯,偵查人員確實會有壓力。」

向淵說:「正所謂『理直氣壯』『君子坦蕩蕩,小人長戚戚』,一個人是不是在說謊,通過察言觀色是能看出端倪的。所以說古代以『五聽』的方式審訊也是有一種道理的。如果偵查人員真的是有非法審訊,一般就不敢出庭,因為畢竟做賊心虛,怕露出破綻。」

陳若怡點點頭,說:「沒錯,西方有句法諺『我要聽來自馬嘴的聲音』,就是強調證人應當出庭作證,直接向法庭陳述,接受各方質詢。」

向淵說:「在對證人的質詢方面你是高手,我相信,趙鴻飛一定會被你問得前言不搭後語。」

陳若怡說:「我儘力吧。」

向淵說:「偵查人員出庭,接受被告人、辯護人的質詢是一個方面,還有很重要的另一個方面,就是向法庭陳述說明破案的過程。一般來說,犯罪嫌疑人被抓獲歸案後,是不會輕易交代的,那偵查人員是採取什麼方式突破他口供的?如果說僅僅是談心談話,這可能很難讓人相信。特別是被告人當庭說了遭受了非法審訊,偵查人員就要向法庭解釋為什麼沒有採取非法方法就突破口供了,他們使用了什麼樣的審訊策略?如果偵查人員不能對此作出合理解釋,法庭就應當認為偵查人員存在非法審訊的重大嫌疑,不能排除非法取證的可能,應當對相關證據予以排除,如果偵查人員對自己的審訊策略作出了合理解釋,法官認為這種情況下確實沒有必要非法審訊,那麼就可能認定不存在非法取證。」

陳若怡說:「有道理,看來不管怎麼樣,偵查人員出庭還是很有必要的。」

向淵說:「那就這樣吧,你明天提出申請非法證據排除,我會策應你。」

陳若怡說:「好。」

6月10日上午,在北昌市中級人民法院庭前會議室,鍾天崖案的合議庭召集了公訴人向淵、顏慕曦、辯護人陳若怡召開庭前會議,被告人鍾天崖也參與會議。合議庭審判長蔡治邦主持會議。蔡治邦說:「今天庭前會議的主要內容,是就是否申請迴避、申請非法證據排除、申請調取新的證據、申請證人出庭等問題交換意見。」

陳若怡說:「審判長,我申請非法證據排除。」

蔡治邦說:「可以,你說。」

陳若怡說:「被告人在偵查階段的認罪筆錄是公安人員逼迫他簽字的,被告人,請你向法庭陳述一下具體情況。」

鍾天崖說:「好的,就是我被抓的第二天下午,公安人員在他們公安局審訊室審訊我,公安大隊長趙鴻飛說如果我不承認故意殺人,就把我父母抓起來,以涉嫌窩藏罪拘留,因為我父親有嚴重的高血壓和心臟病,根本承受不了這樣的審訊,我非常害怕,被迫在認罪筆錄上簽字的。」

陳若怡說:「審判長,我認為,偵查人員以非法抓捕被告人父母相威脅,逼迫被告人認罪,這是一種情節非常嚴重的非法取證,這種威脅對被告人產生了無法抗拒的心理強制,根據《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〈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〉的解釋》的規定,應當認定為『使被告人在精神上遭受劇烈痛苦的方法』,對以此迫使被告人違背意願招供的認罪筆錄應當依法排除。」

蔡治邦問:「你們有什麼具體證據嗎?」

陳若怡說:「根據刑訴法的規定,被告人對非法取證提供了具體的時間、地點、人員、方式等線索的,法院應當啟動非法證據排除調查程序。因此,我認為應當在庭審中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的法庭調查。」

蔡治邦轉而問公訴人說:「公訴人有什麼意見嗎?」

向淵說:「鑒於被告人提出了具體的非法取證線索,我們提請法庭通知偵查人員趙鴻飛出庭說明情況。」

蔡治邦說:「既然公訴人也沒有意見,本庭予以採納,庭前會議之後,請辯護人提交正式的申請非法證據排除意見書,本庭將根據檢方的意見,通知偵查人員趙鴻飛出庭說明情況。」蔡治邦此言一出,向淵與陳若怡不約而同地對視了一下,向淵用眼神對陳若怡的表現表示了讚許和感謝。

6月16日上午,蔡治邦打電話給向淵,通報有關通知偵查人員趙鴻飛出庭的情況。蔡治邦說:「向檢察官,非常抱歉,我們通知趙鴻飛出庭,他說他這段時間都在外面出差,實在趕不回來。」

向淵說:「這怎麼行呢,被告人在偵查階段的供述是定罪的重要證據,他要是不出庭說明情況,我們檢方怎麼證明被告人有罪供述的合法性呢?我看他是不是心虛,不敢來呀?」

蔡治邦說:「那倒不好下這個結論。」

向淵說:「他要真沒有非法取證的行為,就應該理直氣壯地出庭呀!如果被告人說的是謊言,他不是正好可以通過對質來揭露被告人的謊言嗎?他當時到底是怎麼讓鍾天崖簽字認罪的,只有他清楚,如果鍾天崖說的是謊言,也只有他能識出破綻,他有什麼理由不出庭?如果被告人真是往他身上潑髒水,出庭對質不是正好給了他一個申辯澄清的機會嗎?他為什麼要躲呢?」

蔡治邦說:「你說的這些不是完全沒有道理,但是你也知道,法律上沒有規定偵查人員如果拒不出庭,就得怎麼樣,所以我們對他們是沒有約束措施的。」

向淵說:「刑訴法明文規定,法庭通知偵查人員出庭,偵查人員應當出庭。」

蔡治邦無奈地說:「沒錯,法律上是這麼規定的,但他就是不來,我們有什麼辦法?」

向淵想使用一點激將法,說:「你們是堂堂的人民法院,出庭通知書上蓋著你們的國徽印呢,偵查人員想不來就不來,法院的權威何在?」

蔡治邦無奈而自嘲地說:「向檢察官,你也知道,偵查人員不是一般的證人,我們法院的印可不一定抵得上的公安的印,公安一向不是很買我們法院的賬。」顯然,蔡治邦並沒有吃向淵這一套。

向淵說:「如果他們不出庭來證明證據的合法性,案件判了無罪怎麼辦?判了無罪不光是檢方敗訴,不是也意味著他們偵查的失敗嗎?」

蔡治邦說:「這個你也知道,他們公安最看重的是刑拘數、逮捕數,只要抓的人你們檢察院捕了,這個案件就算辦成功了,法院判不判、有罪還是無罪,他們並不關心。而且就算是判了無罪,賠償的是你們檢察院,所以他們沒有壓力。」

向淵知道,蔡治邦的話是切中要害的,他看激將蔡治邦是沒用了,說:「是,公安的考評是有很大問題。」

蔡治邦說:「要麼這樣,你們檢察院再做做公安那邊的工作,檢察院有偵查監督權,還有瀆職調查權,可以直接對公安人員立案偵查,公安還是比較買你們檢察院的賬,你看行不行?」

向淵一聽,沒有想到自己非但未能激將成蔡治邦,反倒是蔡治邦把這個問題拋給了自己,自己又不能不接,只好說:「行,只能這樣了。」

向淵放下電話,感到很是無奈和失望。向淵也知道,趙鴻飛找借口拒不出庭,肯定是得到他們領導批准的,檢察院再做工作,肯定是沒什麼用的,總不能讓瀆檢局對趙鴻飛立案偵查吧?但法官又把這個球踢給了他,他又接了,只好硬著頭皮,撥通了市公安局刑偵支隊支隊長的電話。向淵說:「夏支隊長,您好,我是市檢察院向淵。」

支隊長說:「向檢察官,你好,有事嗎?」

向淵說:「是這樣,鍾天崖這個案子過兩天就要開庭了,現在鍾天崖的律師向法院申請非法證據排除,說鍾天崖在偵查階段的口供是趙鴻飛大隊長威逼他簽字的,法院採納了律師的意見,決定庭審時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,這樣我們檢方就必須證明這個口供的合法性,按照法律規定,我們提請法院通知趙大隊長出庭說明情況,法院也向趙大隊長發了出庭通知書,趙大隊長說他在出差,來不了,我想跟您溝通一下,能不能讓他回來一趟呢?」

支隊長說:「這個事趙鴻飛跟我說了,本來呢,法院通知了,他是應該去的,但他手上確實在辦一個重案,現在在外面取證,時間很緊,確實趕不回來。」

向淵說:「夏支隊長,我認為偵查人員出庭這個制度還是要實施起來,如果今天這個出差,明天那個有事,這個制度就落實不了。落實這個制度對你們偵查取證也是很好的,以後偵查人員如果非法取證,他就要考慮自己是要出庭的,他要有這種壓力和顧忌,就不敢非法取證了,這其實是有利於你們規範取證的……」

支隊長打斷地說:「向檢察官,這個道理我懂,但你也要理解一下偵查工作,偵查就像打仗,戰機錯失,就可能無法彌補,就因為出個庭,影響這個重案的偵破,誰來擔這個責任?是法院擔,還是你們檢察院擔?」

向淵無奈地說:「那好吧,既然趙大隊長有這麼重大的任務在身,那也就沒辦法了。」

支隊長說:「那好,謝謝理解啊。」支隊長一說完,就把電話掛了。向淵很無奈地放下電話,心裏面一聲嘆息:沒辦法,公安還是強勢呀。

愛的火坑

6月19日,鍾天崖案第二天就要開庭了,蔣國根仍然無法聯繫上,令向淵一籌莫展。他從事公訴這麼多年,還從沒有辦過一件冤案。要他親手把一個內心確信無辜的人送上法庭,指控他犯罪,他感到無比的痛苦和煎熬。

這天中午,向淵來到他常來的「藍森林」音樂咖啡廳,希望音樂能舒解他苦悶的情緒。向淵的母親是一名演員,也是一名鋼琴師,從小就注重給向淵灌輸音樂細胞,讓他學習鋼琴,一方面用音樂陶冶他的情操,另一方面也希望培養他浪漫洒脫的氣質性格。而向淵的父親則是一名資深檢察官,非常摯愛檢察事業,向淵從小就對父親崇拜之至,考大學時最終沒有選擇音樂學院,而是選擇了政法大學,畢業後也成為一名檢察官。

法律是理性的,檢察官的思維要求理性、嚴謹,辦案要求規範、嚴格,而音樂是感性的,是無拘無束的,是充滿浪漫情懷的,這兩種看似矛盾的素養卻集於向淵一身。在向淵看來,這二者看似矛盾,實則是相輔相成,相互彌補的,司法當巍如秋山,但也當公平如水,剛柔相濟,寬嚴相持。向淵認為,公訴之道,就在於公道司法,訴者仁心,要將法與情有機融合,使法律彰顯理性光芒,又綻放人性之美。

向淵一直覺得父親與母親的結合是非常完美的,是理性邏輯與感性浪漫的融合。受父母的影響,向淵也想找一位鋼琴師為人生伴侶。不過,他一直沒有碰到讓他心動的女孩。

向淵坐在老位置上,點了一杯咖啡。鋼琴聲響起,是小約翰·施特勞斯最負盛名的圓舞曲《藍色多瑙河》,這首曲子有種淡淡的憂傷,又充滿無盡的浪漫與深情。

向淵坐的位置正好可以看到鋼琴師,他抬眼看去,映入眼帘的是一位衣著樸素淡雅、長發飄飄、面容清秀姣美的女孩,就這一眼,他就怦然心動了。再仔細一看,這位女孩不施粉胭,氣質純樸,優雅脫俗,清純如水,這不正是自己一直在夢中尋找的白雪公主嗎?向淵頓時感覺恍如隔世,擦了擦眼睛,確定這不是在夢境中。

向淵就這樣靜靜地看著這位女孩,他從她的琴聲和表情上讀到一絲淡淡的憂傷,讓向淵感到一陣愛憐,他很想讀懂這份憂傷,了解她的心事。向淵把老闆叫過來,詢問得知,這個女孩叫蔣明琦,是新來的鋼琴師。

一曲彈完,向淵不知哪來的勇氣,走上了琴台。向淵對蔣明琦說:「這曲《藍色多瑙河》彈得太好了。」蔣明琦沒有抬頭,應聲說了一聲:「謝謝!」

這時,店老闆走過來,跟蔣明琦介紹說:「蔣老師,這位是向淵檢察官。」蔣明琦站了起來,對著向淵站立的方向說:「您好,向檢察官。」但她的眼神並沒有正視向淵,然後,蔣明琦又伸出右手,但手掌的方向也明顯偏離了向淵的右手。向淵剎那間明白了:眼前這位美女鋼琴師居然是位盲人。向淵不禁被驚呆了,怔住了一兩秒後,趕緊伸出右手,禮節性地和蔣明琦握了握手,然後略帶緊張地說道:「你好,蔣老師」。

雖然只是禮節性的握手,但觸到那隻纖纖玉手時,向淵還是感到有一種觸電感。如此美麗溫婉的鋼琴師,卻居然是位盲人,這讓向淵感到震撼和憐愛,內心頓時百感交集。握手之後,蔣明琦沒有再說話,向淵趕緊打破沉默,說道:「蔣老師,我也是鋼琴愛好者,能和你共彈一曲嗎?」蔣明琦說:「好啊。」

向淵搬了張小凳子坐在蔣明琦身邊,兩人共同彈奏了一曲《藍色多瑙河》。雖然是第一次合作,但因為對這首曲子都極熟悉,是兩個人的最愛,彈得居然非常默契。一曲談畢,向淵激動地說:「演出成功!」

蔣明琦禮貌地說:「謝謝合作!」

向淵感慨地說:「此刻我想起了一句話。」

蔣明琦好奇地問道:「什麼?」

向淵說:「『默契是一種感應,是心緒和意念無約的投合』。」

蔣明琦說:「嗯,真的很默契。」

向淵說:「再聯彈一曲?」

蔣明琦說:「好啊,你喜歡什麼?」

向淵說:「《水邊的阿狄麗娜》,一直是我的最愛。」

蔣明琦說:「這麼巧,這首也是我最喜歡的。」

向淵與蔣明琦開始四手聯彈這首《水邊的阿狄麗娜》,剛彈了兩分鐘,向淵的手機響了。向淵看了一下手機,是孫鶴林副檢察長來電。

向淵說:「不好意思,我接個重要的電話。」

蔣明琦說:「沒事,我彈給你聽。」

向淵找了一個僻靜的地方接聽孫檢的電話。接完電話,向淵轉過身,準備返回琴台。這時,他看到讓他驚訝的一幕:蔣國根出現了!他正領著蔣明琦準備離開。蔣明琦說:「爸,有位客人想和我聯彈一曲,我們還沒彈呢。」蔣國根張眼向四周望去,向淵趕緊背對著他們坐下。

蔣國根沒有看到向淵,說:「沒有啊,可能走了吧。下次碰到再彈吧。」蔣國根帶著蔣明琦向店外走去。向淵不會放過這天賜良機,趕緊起身,跟了出去。

向淵一路尾隨,看到蔣國根、蔣明琦進了一棟居民樓的一單元一樓左邊那戶。向淵就在不遠處守著。

下午2點左右,蔣國根終於開門出來,然後走出了居民樓大院,看樣子應該是上班去了。向淵走到那戶人家門口,鼓起勇氣敲了敲門,門裡傳來了讓他怦然心動的聲音。蔣明琦問道:「請問是誰?」

向淵說:「我是向淵。」蔣明琦打開門,讓向淵進來。蔣明琦說:「你怎麼會知道我住這裡的?」向淵被這個突然的問題怔住了,稍猶豫了一下,很快反應過來,說:「真的很巧,我也住這棟樓,回家正好看到你也住這裡。」

蔣明琦說:「那我們可以做臨時鄰居。」

向淵說:「臨時鄰居?」

蔣明琦說:「我們是暫時租住在這裡的。」

向淵說:「哦。」

蔣明琦說:「不好意思,剛才在店裡沒跟你打招呼就走了。不過沒關係,我家裡也有鋼琴,你還想彈《水邊的阿狄麗娜》嗎?」

此時的向淵既興奮又激動又著急,激動的是這麼快就又和自己一見鍾情的女孩見面了,興奮的是還「逮著」了蔣國根,鍾天崖案又有希望了,著急的是案子明天就要開庭了,怎麼樣才能再次做通蔣國根的工作呢?

向淵一邊想著這些,一邊坐下來與蔣明琦聯彈《水邊的阿狄麗娜》。但他的思緒不寧,彈琴時屢屢出錯,索性停了下來。

蔣明琦問道:「你怎麼了?有心事嗎?」向淵看著蔣明琦清澈如水的眼睛,欲言又止,內心非常矛盾掙扎。向淵說:「不好意思,心裡有點亂。」

蔣明琦說:「有什麼心事,能講給我聽聽嗎?」

向淵說:「剛才出門的是你父親吧?」

蔣明琦說:「嗯。」

向淵說:「那你媽媽呢?」

蔣明琦說:「我不知道。」

向淵驚訝地說:「你不知道?」

蔣明琦說:「我一生下來就有先天性心臟病,親生父母就把我拋棄了。是我爸把我撿回來,收養了我。」

向淵說:「你爸是幹什麼工作的?」

蔣明琦說:「鍋爐工。」

向淵說:「他沒有結婚嗎?」

蔣明琦說:「我爸拖著我這麼一個心臟病的孩子,誰會嫁給他呀?我爸把全部的愛都給了我,供我讀書、學琴,他自己省吃儉用,一件工作服縫縫補補了好多次,就是捨不得給自己買一件新衣服。」

向淵聽到這裡,內心一陣感動,感慨地說:「真是一個偉大的父親。」接著,向淵疑惑地問道:「那你的眼睛是怎麼失明的呢?」

蔣明琦傷感地說:「前幾個月我突然得了視網膜中央動脈栓塞,這是因心臟病引發的突發性失明。我爸更為我操碎了心。」

向淵說:「這種病能治嗎?」

蔣明琦說:「需要到美國做心臟手術,費用至少要100萬元。」

向淵被這個數字嚇了一跳,說:「啊?!」

蔣明琦接著高興地說:「不過這個世界上還是好人多,我爸說有一家慈善基金會答應幫我籌集手術費用,我馬上就可以去美國手術了。」

向淵疑惑地問道:「叫什麼基金會?」

蔣明琦說:「叫『心連心』先天心臟病慈善基金會。」

向淵馬上掏出手機,搜索了一下,發現根本沒有這樣一家基金會。而且憑向淵的生活經驗,蔣明琦的病並沒有引起社會關注,一個基金會到哪去籌集這麼一大筆錢?接下來,向淵馬上聯想到,蔣國根上次答應了作證,為什麼突然失蹤?他的直覺告訴他,答應出這筆錢的人,必定就是高海富。

那麼,要不要告訴蔣明琦真相?她又會怎樣看自己的父親?沒有高海富的這筆錢,她的眼睛怎麼辦?自己如何忍心看著心愛的人一直失明下去?但如果選擇不說,鍾天崖怎麼辦?自己為了兒女私情,就要放棄追尋正義嗎?自己還配叫檢察官嗎?

向淵假借上洗手間,讓自己整理一下紛亂的思緒。站在洗手間,向淵用冷水沖了一下自己昏亂的頭腦,盡量讓自己保持清醒冷靜。這時,他想到了自己的父親,一名歷經曲折考驗的老檢察官,他想聽聽父親的教導。

他拿出手機,給父親發了一條簡訊:「爸,我很想讓一個證人作證,但是又很不想破壞他幸福平靜的生活,我該怎麼辦?」很快,他的父親回了簡訊:「你覺得怎麼做今後不會後悔,你就怎樣去做。」

一語驚醒夢中人。父親的話令向淵恍然大悟。父親其實已經給出了答案:如果自己選擇放棄鍾天崖,放棄自己的職守,鍾天崖一旦被冤殺,是永遠無法彌補的錯誤,能不後悔嗎?縱然蔣明琦用高海富的錢治好了心臟病,縱然自己能夠和心愛的人在一起,一生能幸福安心嗎?

向淵理清了思緒,恢復了檢察官的理智。蔣明琦的病一定要治,但絕不能拿公平正義作交易,絕不能以犧牲鍾天崖的生命為代價。維護公平正義,才是自己無悔的選擇。

向淵走出洗手間,把真相全部告訴了蔣明琦。蔣明琦聽完這一切,情緒激動地說:「我爸怎麼能這樣呢?!這種錢我們怎麼能要呢?!」

向淵趕緊寬慰地說:「你別激動,你父親也是為了救你,這可以理解。」

蔣明琦堅決地說:「向檢察官,您放心,我會說服我爸的,他一定會出庭作證的。」

向淵一聽這話,內心泛起一陣感動和內疚,說:「謝謝你的理解,我代表檢察院,代表鍾天崖和他的父母,謝謝你!」

當天晚上,蔣國根下班回到家,蔣明琦把向淵來的經過都跟蔣國根說了。說完經過後,蔣明琦說:「爸,這種錢咱不能要。」

蔣國根說:「琦兒,我只是不去作證,我又沒有說謊,沒有作偽證。」

蔣明琦說:「向檢察官說了,每一個公民都有作證的義務,您不去作證也是違背了法律的義務。」

蔣國根說:「那要是我沒有看到呢?或者我死了呢?他們案子就辦不成了?」

蔣明琦說:「向檢察官說,您是唯一的目擊證人,沒有您的證據,他們這個案件就會辦成冤案,那個無辜的嫌疑人只有24歲,就極可能會被判死刑。」

蔣國根說:「那你的眼睛怎麼辦?你還這麼年輕,爸不能看著你一輩子成瞎子呀。」

蔣明琦說:「爸,您疼琦兒,我知道,但您也要想想,如果您不去作證,那個無辜的年輕人被冤枉而死,我們能心安嗎?這筆錢來得這麼不幹凈,即使我的心臟治好了,但我會感覺我的心靈很骯髒!即使我能重見光明了,但是我會覺得心裡很陰暗!我不想欠這樣一筆債!欠別人的錢可以慢慢還,但人死就不能復生,這種心債可是一輩子都還不起的啊!」

蔣明琦對父親曉之以理,動之以情,蔣國根被女兒的動情勸說深深打動,也為女兒的通情達理和溫情厚義深深感動,他在拯救女兒的私愛與拯救他人的大義之間非常糾結,緊鎖眉頭,一聲嘆息。

蔣明琦見父親動搖了,趁熱打鐵地說:「爸,求您了,從小到大,我從來沒有求過您。」

蔣國根說:「你這孩子真傻呀,讓我放棄你,去救一個陌生人。」

蔣明琦說:「爸,當年,您告訴我我是撿來的,您知道我是什麼樣的感受嗎?我很感動,是您給了我第二次生命,把我養大成人,同時,我也為我的親生父母這麼狠心把我拋棄感到無比的傷心和難過。我是一個一生下就被父母拋棄的人,所以,我特別能理解那種被拋棄的人,他的那種痛苦和傷心。那個年輕人是被冤枉的,他很善良、很孝順,他現在特別需要您站出來,為他洗清冤屈。」

蔣明琦這一番話讓蔣國根再次被深深打動,蔣國根點了點頭,感慨地說:「每個人都害怕自己被拋棄。」

蔣明琦說:「您這個時候如果拋棄他,他就會含冤而死,還有他的父母,誰來照顧?您當年給了我第二次生命,這個年輕人就像當年的我,需要您伸出手,救他一命!」

蔣國根聽到這裡,內心已經完全被女兒說服了,動情地說:「琦兒,你真的長大了,懂事了。只是,爸沒能力給你治病,爸不忍心你受苦呀。」

蔣明琦說:「爸,您不是從小就教育我嗎,天大的難我們自己扛。我的苦,比起那個年輕人的冤,算不了什麼。」

蔣國根被女兒深深感動了,堅定地說:「天大的難我們自己扛!好,琦兒,我聽你的,明天就去法庭作證。」蔣明琦見父親終於答應作證了,喜笑顏開,馬上撥通了向淵的手機。

向淵正在家中和父母一起吃飯,接到蔣明琦電話,他趕緊回到書房,關上房門接聽電話。向淵說:「蔣老師。」蔣明琦說:「告訴你一個好消息,我完成你交給的任務了。」

向淵激動地說:「你爸答應出庭作證了?」

蔣明琦說:「嗯。」

向淵說:「太感謝你了!改天請你吃飯。」向淵放下電話,馬上給陳若怡律師打電話。向淵說:「陳律師,有一個很緊急的事情,鍾天崖案件有一個目擊證人叫蔣國根,他的證言對鍾天崖會很有利,但之前一直拒絕作證,剛才我通過他家人做通了他的工作,這個證人終於答應出庭作證了。案件明天就要開庭了,麻煩你現在馬上向法院那邊報告一下,申請證人蔣國根出庭作證。」

陳若怡說:「那太好了,不過,申請新的證人出庭要辦一些手續的,我這邊要提出書面的申請報告,法院還要給證人發《出庭通知書》,而且,這個時候提出申請新的證人出庭,法院也可以延期審理的。」

向淵說:「不行,不能延期審理,這個證人的工作好不容易做通,我怕時間一長又會有變,這樣,你向法官報告一下,就說這個事已經跟我溝通好了,我們檢方完全同意這個證人出庭作證,並且這個事情直接關係到被告的有罪還是無罪,我們控辯雙方都建議不要延期審理。其他的申請報告、出庭通知什麼的,後面再補吧,你先跟法官報告,我馬上也會給蔡治邦打個電話的。」

陳若怡說:「好的,我馬上打電話。」

向淵放下電話,興奮地在房間來回踱著步,思考如何跟法官解釋溝通此事。想好後,向淵首先把此事電話向孫鶴林副檢察長作了請示彙報,孫檢同意了他的工作方案。

給孫檢打完電話,正好陳若怡回了電話,說她已經向蔡治邦法官報告了情況,申請通知證人蔣國根明天就出庭作證,蔡治邦說需要徵詢檢方的意見。接完陳若怡電話後,向淵馬上給蔡治邦打了電話,將蔣國根證言的重要性、出庭作證的緊急性都作了詳細解釋溝通,蔡治邦同意讓蔣國根明天直接出庭作證,律師的申請報告和給證人的出庭通知書等手續待庭後再補辦。

打完這一通電話,蔣國根次日出庭作證的事情全部溝通協調好了,向淵長吁了一口氣,走出書房,坐回餐桌上,臉上不經意間露出興奮的笑容。向淵父母看到他這麼高興,都覺得很好奇。向母好奇地問道:「什麼事情?這麼高興。」

向淵猶豫了一下,假裝平靜地說:「爸,媽,我看上一個女孩子了。」

向母驚喜地問道:「哦,什麼樣的,幹什麼工作的?」

向淵說:「還不是受你影響,也是一名鋼琴師。」

向母一聽,非常高興,說:「什麼時候帶回來看看?」

向淵說:「你們要有心理準備,她有先天性心臟病,目前雙目失明,養父是一個鍋爐工……」

向母一聽,非常驚訝,一邊用手摸向淵額頭,一邊打斷地說:「你等等。」

向淵說:「媽,我沒發燒。」

向母說:「我看你是燒糊塗了吧?我給你介紹的音樂老師個個才貌雙全,家境優越,你都沒看上,那你看上她什麼?」

向淵說:「清純,美麗,貧窮,堅強,還有……我也說不清,就是一眼就看上了。」

向母說:「我不同意!」

向父說:「呵呵,我同意。」

向母向向父瞪了一眼,說:「你把兒子往火坑裡推?」

向父說:「在向淵的心裡,那是愛的火坑。愛情就是一種感覺,愛一個人不是愛她的條件,愛是不講條件的,愛也是不講理由的。愛一個人,就應該聽從自己內心的感受,這樣才愛得無悔。」

向淵一聽父親的話,喜出望外,說:「爸,您說出了我的心聲。」

向母嗔怒地說:「得了,別一唱一和的,你們父子哪像檢察官?檢察官不是應該講理性的嗎?」

向父說:「愛情不是判案子,要那麼理性幹嗎?虧你還是搞音樂的。」

向母一聽,搖了搖頭,嘆氣說:「唉,說不過你們。」

向父說:「那你也同意了?」

向母不屑地說:「同意什麼呀,這八字還沒一撇呢,我看你兒子是心血來潮,等這股熱乎勁兒過了,也就清醒過來了,用不著我反對。」

6月20日上午8點30分,鍾天崖案即將開庭,一切準備就緒,就等證人蔣國根的到來。在北昌市中級人民法院候庭室,向淵碰到辯護律師陳若怡。向淵問道:「證人通知到了嗎?」陳若怡說:「他正在路上。」向淵說:「好。」

這時,審判長蔡治邦走了過來。蔡治邦問陳若怡說:「開庭時間已經到了,證人什麼時候到?」陳若怡說:「我再打一下他電話。」陳若怡撥打蔣國根手機,但無法接通。

向淵也趕緊撥打蔣國根手機,同樣是顯示無法接通。向淵反覆撥打,均未能撥通。蔡治邦與陳若怡、向淵進行緊急磋商,決定是否開庭。蔡治邦說:「已經超過了開庭時間,證人還沒有聯繫上,你們有什麼意見?」

陳若怡說:「證人可能是改變了主意,不想來作證了。」

蔡治邦問向淵說:「你們在審查起訴階段有沒有找過這個證人作證?」

向淵說:「我們當時也找過,也是本來答應了,第二天就變卦了,然後是手機關機,人就失聯了。」

陳若怡說:「證人拒絕作證也可以理解,畢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死者的身份又比較特殊,他作為一個社會底層老百姓,得罪不起呀。」

蔡治邦說:「這個人的證言很關鍵,還有什麼辦法嗎?」

陳若怡說:「按照新刑事訴訟法的規定,你們法院可以拘留他。」

蔡治邦說:「那一條是針對已經作過證的證人拒絕出庭作證的,這個人還沒有到案作過證,還不是在案證人,不能用。況且,證人就是不出庭,拘留他有用嗎?這一條我們還從來沒用過。」

向淵說:「估計全國法院都沒有用過的。」

陳若怡無奈地說:「那就還是開庭吧,估計這個人的工作很難做通。」

蔡治邦說:「好,開庭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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